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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与武夷岩茶等三教并存

朱熹(1130—1200)字无晦、一字仲晦,号晦庵、晦翁,别号紫阳,晚年自称“茶仙”,宋代徽州婺源(今属江西)人,出生于南剑州尤溪(今福建省尤溪县),一生在福建崇安、武夷山区居住前后达40余年,死后葬于福建建阳,今建阳县黄坑乡后圹村有朱熹之墓。

朱熹为北宋以来理学之集大成者,被尊为古代理学正宗,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二程(程颢、程颐)学说,建立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,世称“程朱学派”。著有《周易本义》、《楚辞集注》、《四书章句集句》、《诗集传》等。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,后人将他视为儒学宗师。

朱点幼年丧父,早年全靠义父刘子羽抚养照料。父亲朱松嗜茶成癖,虽没有留下遗产,但却教会了他饮茶。朱熹与茶结缘可以说是家传。说来有趣,朱熹从他诞生之日起便与茶有缘。在他降生的第三天,行“三朝”洗儿之礼,当时家人以宋代贡茶名“月团”为他洗三朝,朱松曾无限感慨地留下一首《洗儿》诗:

行年已合识头颅,旧学屠龙意转疏。

有子添丁助征戎,肯令辛苦更冠儒。

学生三朝寿一壶,百年歌好笑捻须。

厌宾已识天公意,不忍回头更指渠。

但后来事与愿违,朱;捉违背了父亲的意愿,却为“始小学,终大学,真源脉胳,统圣贤体用之全。”成为了一代大儒。

朱熹一生以清贫著称于世,历代学者以“朱子固穷”颂扬之。朱子的生活准则乃是“茶取养生,衣取蔽体,食取充饥,居止取足以障风雨,从不奢侈铺张。”粗茶淡饭,崇尚俭朴。朱熹一次往女儿家,适女婿外出,女儿端出热茶侍奉,朱子品着茶,感到心里舒适,时已正午,女儿端出麦饭葱汤请父亲就餐,朱子尽茶就餐,吃得津津有味。女儿觉得怠慢了父亲,心中有愧。朱子在茶足饭饱后,很满意这汤与饭,自觉非同一般,挥毫写下:“葱汤麦饭俩相宜,葱补丹田麦疗饥,莫谓此中滋味薄,前村还有未饮时。”

朱熹晚年为躲避“庆元学案”,赋诗题匾,往往不敢签署真名,常以“茶仙”署名落款。庆元六年(1200)三月,他病情恶化,尚坚持著述题名。他在给自己出生地南剑州的一处景点书写“引月”付刻,便是署名“茶仙”。这遗迹尚在,且成为他一生绝笔。

朱熹与武夷茶道

武夷山是我国风景名胜山川,方圆约60里,有九曲溪、三十六峰、九十九岩、桃园洞、流香涧,最有名的是朱熹讲学的紫阳书院旧址和久享盛誉的武夷岩茶了。

武夷山“奇秀甲于东南”,而且盛产茶叶。据记载,武夷山自唐代始种茶,宋时名列贡品,范仲淹曾写下“溪边奇茗冠天下,武夷仙人从古栽”的诗句。武夷产的岩茶乃是乌龙茶的上品,武夷山由于岩石风化后园土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,所产的茶叶具有不可言喻的山岩风韵,香气胜幽兰,滋味鲜滑回甘,“武夷岩茶”因此名扬天下。朱熹生活在武夷山麓九曲溪畔,武夷岩茶自然是垂手可得,他一生喜饮武夷岩茶,在武夷过着“客来莫嫌茶当酒”的清淡俭朴生活。

朱熹乐于武夷山水,更精于武夷茶道,与武夷岩茶缘分深沉。他的一生有一大半是在茶乡武夷山度过的,“琴书四十年,几作山中客。”他隐居武夷山,著述立说,以茶穷理。亲朋故友来访,则人山寻胜,品茗赋诗,互相唱和,至今遗迹犹存。武夷山六曲响声岩留有手书岩刻,记载他与蔡元定、吕祖谦、刘子翼等文人武夷漫游;在《武夷山志》里还收入他与袁枢、潘友人等品茗唱和的茶诗。

朱熹在武夷讲学之余,常与同道中人、门生学子人山漫游,或设茶宴于竹林泉边、亭榭溪畔,临水瀹茗挟诵。九曲溪有块巨石“茶灶石”,“矶石上平,有灶溪中流,巨石几然,可以环坐八九人,四面皆深水,当中凹,自然为灶,可炊以瀹茗。”朱子常在巨石上设茶宴,斗茶吟咏,以茶会友。他在《武夷精舍杂咏》中有首《茶灶》记述之,诗曰:

仙翁遗石灶,宛在水中央。

饮罢方舟去,茶烟袅细香。

这种茶趣,这种意境,倾倒多少文人墨客。此诗一出,广为流传,一时和者甚众。当代著名诗人如辛弃疾、袁枢、留之纲、韩元吉、项安世等纷纷唱和,大大提高了武夷岩茶的声誉。尤以建安学者袁枢的《杂咏十首》最引人注目,诗中还描述了武夷山中道学夫子的隐喻生涯。爱国诗人杨万里于淳熙十六年(1189)由江西筠州赴武夷山与朱熹会晤,翌年正月也寄给朱熹和作《武夷精舍十二咏》,其十一《茶灶》酬唱曰:“茶灶本笠泽,飞来摘茶园,随在武夷山,溪心化为石。”这些诗篇对朱子隐居武夷讲学授徒,著述立说,所重者茶作了形象的总结。五曲溪畔、竹林泉边,茗饮自娱,悠闲自得,清心寡欲,飘然欲仙,茶的精神与大自然的和谐,真是个“竹林泉边架石铫,九曲溪畔瀹茗饮”。

淳熙十年(1183)朱熹写过一首《咏茶》诗,记录他蛰居武夷的生活,诗云:

武夷高处是蓬莱,采取灵芽手自栽。

地辟芳菲镇长在,谷寒蜂蝶未全来。

红裳似欲留人醉,锦幛何妨为客开。

啜罢醒心何处所,远山重叠翠成堆。

这首诗写出了他在武夷的山居乐趣。他种茶采茶,以茶自娱,以茶待客,品茗吟咏。这年他在武夷山隐屏峰下构建“武夷精舍”(后名紫阳书院),办学讲学,倡道东南,为儒家传统继往开来,武夷山一时学者云集,盛极一时。武夷精舍周围置有茶圃两处,种植茶树百余株,朱子每于讲学之余,行吟于茶丛。《朱熹的故事》一书曾记载过《朱熹遇茶姑》的美丽传说。据《崇安县志》记载:文公祠(武夷精舍)在五曲,清康熙时,春间置茶培于此,旧有文公手植茶一本,名曰“文公茶”,又名臭叶香茶,香逾他树,旧为武夷名茶之一。在崇安、建阳两县交界处有座云谷山,朱熹41岁时曾在山上构筑草堂。取名“幽庵”,爱其幽胜。朱子于幽庵闭门著述,并在岭北种植茶园,亲手栽培,百株茶园,枝繁叶茂,平展坦荡,取名“茶坂”。朱子常荷锄除草、提篮采摘其间,深得耕读之乐趣。在《茶坂》一诗中记录他在茶园的辛勤劳动,诗曰:

携蔬北岭西,采撷供茗饮,

一啜夜窗寒,跏跌谢衾枕。

簇(yng)系竹制的箱笼。“跏跃”本为佛家语,意谓盘腿而坐,原指参禅,这里指的是饮茶而不思睡,故言“谢衾枕”。这一时期朱子常同友人举行茶宴。《朱文公全集》载:朱子青年时代便戒酒,喜欢茶宴,以茶修身。他在给友人信中云:“近日一种向外走作,心悦之而不能自己者,皆准之酒冽,戒而绝之,似觉省事。”茶宴本是古代文人作为一种清俭的生活风尚和廉素的道德风尚,作为风气流传下来,宋代茶宴多见于上层社会与禅林僧侣之间。在上层社会中,文人墨客茶宴重于“情”,选择在风景秀丽、环境宜人的场所进行。朱熹在武夷讲学期间,四方学者云集,朱子常与他们相聚于茶宴间,品茗论学,赋诗填词。宋淳熙五年(1178),朱子赴东四涪村参加其表兄邱子野茶宴上,赋诗论茗,诗曰:

茗饮瀹甘寒,抖擞神气增。

顿生尘虑空,豁然‘阮心目。

朱文公常在茶宴席间咏茶,有时妙语连篇。在与张敬天、林泽木等友人唱和应酬曾作诗曰:

小园茶树数千章,走寄萌芽初得尝。

虽无山顶烟岗润,亦有灵源一派香。

宋代寺院“茶宴”流行,当代文人雅士常慕名参与。朱熹亦乐于此行,当时五夫开普寺住持圆悟常办茶宴,朱子慕名经常赴宴,品茗唱和,他们结识于茶宴间,其后竟成“忘年交”。当圆悟圆寂时,朱子赋诗吊唁,诗曰:

一别人间万事空,焚香瀹茗恨相逢。

不须更活三生石,紫翠参天十三峰。

在云谷山麓有座“休庵”封庙,住持是位茶人,喜植茶树,朱子常往返其间谈经论道、品茗吟诗,交往甚密,他曾赋诗记之,诗曰:

别岭有休庐,林峦亦幽绝。

无事一往来,茶瓜不须投。

末句典出《诗经》:“投之以木瓜,报之以琼瑶。”表示他与休庵住持之间意趣相投,不须互赠,只求共饮的茶趣。

在武夷山水帘洞三贤祠前有楹联一副:“山居偏隅竹为邻,客来莫嫌茶当酒。”表现朱熹隐居武夷时以茶待客的日常生活起居。宋代文人在款待宾客时,一改唐人的饮酒,以茶当酒。宋代流行“客至则设茶,欲去则设汤”的礼法。朱子这副楹联曾留下过一则《水帘洞三贤品茗》的茶苑佳话。

朱熹一生沉迷于武夷岩茶,广结茶缘。他在外任时曾撰写《劝农文》,念念不忘推广茶叶的种植栽培。朱子知漳州时年已花甲,尚在州府的百草亭园圃种植武夷岩茶,并在漳州推广武夷茶叶,漳州一度成为武夷茶的经营市场。朱熹在回江西婺源祖籍老家扫墓,他也不忘把武夷岩茶苗带回去,在祖居庭院植十余株,还把老屋更名为“茶院”。他把随身带去的武夷茶叶招待家乡父老,广为介绍其栽培和焙烤的方法。
 

 

武夷岩茶与儒释道三教并存


武夷茶文化历史悠久、底蕴厚重,它的发展与武夷山的儒、释、道三教文化有着不解的生命情缘。

武夷山是一座千古文化名山。它以博大的胸襟和非凡的气度,同时接纳了儒、释、道三大教派,形成了三教同山、三花并蒂的独特文化构筑,展示了武夷山巨大的兼容性和厚重的生命内蕴。武夷茶文化的产生、发展和繁荣,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赢得了全面的舒展。三教饮茶论道,感悟人生,共赞武夷茶,把各自的教派宗旨融进茶道的精神,为武夷茶文化的发展注入了一泓生命的清泉,也打开了一扇精神世界的窗口。

武夷山的儒教理学鼎盛于南宋,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推朱熹,儒家们倡导的人生处世原则就是,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朱子理学这一思想体系正是源于武夷茶道的真传。因为,朱熹在武夷山生活、讲学、著书、立说达半个世纪之久。他吸纳了武夷茶道所倡导的修身养性的生命理念,与理学思想形成了精神层面的高度融合与统一。无论是朱熹亲手植茶的生动故事,还是朱熹吟咏武夷茶的众多诗文,抑或是朱熹品茗论道的灵感火花及茶事逸闻,均都透出了浓浓的文化色泽,铺展出武夷茶独具的神奇魅力。

朱熹的《咏武夷茶》:“武夷高处是蓬莱,采取灵芽于自栽。地僻芬菲镇长在,谷寒蜂蝶未全来。红裳似欲留人醉,锦幛何妨为客开。咀罢醒心何处所,近山重叠翠成堆”。这是一幅何等宁静且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采茶景象!透过这和美闲淡的画面,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心灵深处的淡定从容,感悟到朱熹精神世界的情感意蕴。这就是朱熹与武夷茶的一种心灵默契和情感沟通。

武夷禅茶也是武夷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自唐代以来,武夷山的寺庙遍布山中,清越的梵音禅语与“六六三三疑道语”遥相呼应。“千万峰中梵室开”是武夷山籍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形容武夷山佛教鼎盛的诗句,形象地反映了唐宋时武夷山佛教香火旺盛、寺庙林立的景象。武夷僧人远离尘世、归隐山中,他们在这得天独厚的环境中,伴着晨钟暮鼓与缭绕的香火,把修身养性作为生命的最高境界来推崇。种茶、制茶和品茶已成为他们修行的一个重要载体,许许多多的顿悟都是在这茶事活动和品茗意蕴中获取灵魂的启迪。武夷山的名僧翁藻光对武夷茶也是情有独钟,曾写下许多赞美和感悟武夷茶的著名诗文。“扣冰沐浴,以冰烹茗”几乎成了他人生的经典故事。他在荆棘荒蛮中坐禅静悟“吃茶去”的佛理,最终获取了“茶禅一味”的真谛。在武夷佛教的历史上,几乎没有不与武夷茶结缘的寺庙,寺庙周遭的茶园几乎与寺庙一样悠久。这根源就在于武夷佛教所推崇的宗旨,与武夷茶的“蕴和寓静”的禀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,许多僧人就是通过品饮武夷茶,才悟出生命的真谛和世间万象的玄机,最终修成正果,实现生命意蕴的飞跃。

武夷山道教与武夷茶也有着割舍不断的生命情缘。武夷山的道教可追溯到汉武帝封禅武夷君这一历史时期,以“清心寡欲为修道之本,以为一念无生即自由,心头无物即仙佛”为修身宗旨,推崇的是天人合一、羽化成仙的生命理念。其所蕴含和营造的恬淡静美的高远意境,正好吻合了武夷道教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静美的思想意念,那“心静则神安,神安则百病不生”的修道意念,正是从品饮武夷茶的意境中派生而出的。

武夷山道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白玉蟾。他在武夷山大王峰麓的止止庵修行多年,留下大量的诗文著作。其中不少是描写赞美武夷茶的。他把对武夷茶的理解和感悟,深深地溶进了自己的血脉里,便融会贯通地嫁接到道教的教义中去,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生命悟性。

武夷山三大教派能够友好相处、共求发展,形成三花并蒂的繁荣局面,其一要归功于这座千古文化名山的博大胸襟,其二要得益于武夷茶的链接。因为武夷茶“蕴和寓静”的禀性,与三教文化所推崇的宗旨完全达成心灵的共鸣,三大教派正是通过品饮武夷茶,让灵魂在博大的意境中得以清洗过滤,最终赢得生命的升华。所以说正是三大教派的鼎力推崇和赞美,武夷茶的发展才有了文化的底蕴,才有了生命的光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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